2024年10月26日下午，《移动广场》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我们为什么谈论天气？”在现代汽车文化中心的二层举办。《移动广场》是艺术家组合文敬媛和全浚皓发起的一个参与式对话平台。自2012年开始，文敬媛和全浚皓与设计、科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合作，构思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和假想的后末日世界里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探索艺术的影响和意义。

展览《气象站》呈现了有关此议题下的一系列作品，虚拟和现实，想象和思辨，互动和沉思，在展览现场交织进行。其中，由各式回收的塑料椅子围建而成的《移动广场》，不但展示了过往的合作成果，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对话平台，希望能继续激发本土参与和创意协作，促进关于气候、社会和另类未来的多元行动。

活动主持：杨光宇 / 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艺术总监

《移动广场》系列对话01 活动现场

在此背景下，《移动广场》系列对话的第一场，从一个基础问题“我们为什么谈论天气”开启，邀请了来自艺术、科学史研究和设计领域的三位嘉宾展开分享与讨论。他们共同呈现了“天气”这一术语涉及的多学科理论与实践，为当下如何理解天气背后复杂议题，如何展开讨论和探索提供了多元的路径和视角。

分享嘉宾：龙星如 / 独立策展人，写作者，博古睿学者

从《天气之语》的特定词条开始，龙星如的分享包括“空中视角与大气通道（Aerial thinking and atmospheric channel）”、“云的边缘（Edge of the cloud）”、“气象站和数字大气（Sounding station and digital atmosphere）”、云里的天气（Climate within the clouds）。《天气之语》是龙星如参与过的一个翻译项目，这个项目由曾在2022年雅典的奥纳西斯斯吉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天气引擎”扩展形成的一册书籍，书中集结了众多在当代气候与天气研究中的研究者、艺术家、建筑师、社会学家和媒体理论家等从多个角度下审视天气这一主题的论述，探讨了天气如何在文化、社会和技术的背景下形成多重意义。

“空中视角与大气通道”是基于 “能见度（Contrast）”这一概念展开。气象学家使用能见度来衡量视觉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它不仅描述了人眼所能看到的范围，还反映了大气对视线的限制。在航空领域，飞行员需要知道在空中能看到多远，以确保安全飞行。因此，能见度的定义从地面向上生长，成为空中视线的一项关键指标。由此引出了“空中思维”（Aerial Thinking）这一概念，空中摄影测量和大气能见度的定量，都帮助了我们重新定义视觉与空间的关系。现代人工智能算法甚至能够通过计算将模糊的气象照片转化为清晰图像，从而推断高度距离。揭示了航空照片的对比度与大气层能见度之间的数值化关联。因此，天气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成为了我们理解空间和视觉的一种方式——一个去捕获关于地面图像的空中媒介。

“云的边缘”源自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她自称为“云的收集者”。由于爱尔兰的律令限制飞行高度，她无法使用气象气球来收集云中的水蒸气。于是，她决定亲自攀登爱尔兰威洛克山脉，将一个所谓“云的收集器”连接到自己，在山顶上收集云中的水蒸气，再将这些水蒸气转化为液态水并吞入体内，成为一个吃掉“云”的人。

“在地球上成为一个人，也意味着我们始终都处在云层之中。而这片缠结在一起的空气之海，也意味着我们也存在于无数他者的陪伴之中。”龙星如讲到了《天气之语》中的这段原话，并表述这一创作不仅是对云的物理收集，还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密切联系。艺术家通过自身肉体介入云的循环，正如哲学家彼得·斯洛特代克所说“云不仅是我们吃掉的东西，还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一次呼吸都在与大气层交换，将它吸入体内，又将其释放出去”。

“气象站和数字大气”来自于龙星如发起的一项长期研究项目“云下贵州”的选段。在贵阳市东山气象站里，气象员们会在每天清晨7:15时准时放飞数百个探空气球，尽管现代科技使得卫星成像和自动化气象设备如此完善精确，甚至发展到了“现报（Nowcasting）”水平，但东山气象站依然坚持放飞气象气球这一传统方式，而气象站的工作人员至今仍依赖肉眼对天气变化进行判断。他们有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能够精准地感知天气微小的变化。虽然依赖数字基建和自动化设备，但他们的身体记忆和经验仍然贯穿其中。在气象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250次”，即气象员连续正确观察250次后才能获得某种奖励，这一行为似乎是对当代数字化系统的一种感性联结。这些并非技术性的知识和感知在观测员之间传递，形成了一种与宏观技术并行的小调。

最后龙星如分享了一个与技术密切相关的故事“云里的天气”，是关于在气象数据中心内的气候调控。在运行观测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的数据计算中心有数以千计的高热设备需要通过精密的冷却系统来维持温度的平衡。冷水作为“冷媒介”在冷通道和热通道之间流动，调节整个数据中心的温度。有趣的是，尽管这些冷却技术在数字运算和温控上十分精准，但它与人类的温度需求却存在着明显矛盾。这让数据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去适应这一“微观气候”。因为人的存在会干扰内部的温度平衡，带来“噪音”和灰尘。在一篇在关于数据中心运维的文章里提到“我们要调整的是运维人员的预期，让他们明白高温是正常的，而不是系统即将宕机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温度或微观气候也让我们看到了数据中心更残酷的一面，这种看似冷静而无声的美学——精准、细致地调控管理气流与温度，实则是对现代科技中微观气候与人类需求之间平衡的深刻反思。

分享嘉宾：刘骁 /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助理教授

世界气象组织（WMO）规定，30年为整编气候资料时段长度的最短年限，因此气候研究需要基于长期历史数据作为参考对象从而判断。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通过气候、气象、物候等资料的记载，绘制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温度变化的曲线，称为竺可桢曲线。通过这条曲线可以大致了解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气候的变化规律。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还与王朝的更迭密切相关。通过气象现象的观察和记录，古人逐渐建立了对天气变化的认知体系。如商朝甲骨文中已有关于天气变化的记载，“雨”等与天气相关的字表明商朝的占卜活动中涉及气象预测，从“今夕其雨，获象”这一卜辞中表明，商朝的气候可能较为温暖。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提出了与气象相关的灾害认知方法，他将气象灾害分为水灾、旱灾、风雾霜雹等几类，并通过地下水位的变化来判断降水量，借此调整农业政策，并借助减税和赈济来应对灾害。这些记录不仅展示了古人对天气的直觉认识，也反映了气候对当时社会生态的影响。

到了汉代，气象学逐渐拥有了专门的测量工具，“相风铜乌”和“悬羽与炭”，用来测量风向和湿度，意味着古代气象学走向更加精确的道路。唐代学者李淳风则将风力分级，依据风对树木的影响来判断风的强度，这一研究为后来的气象学应用打下了基础。而唐代黄子发的《相雨书》则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如云、虹光、鸟兽行为等）来预测降雨，表明了气象学从经验积累发展到知识层面的应用。

宋代数学家秦九韶提出了一些测量气象现象的方法，其著有的《数学九章》中“天池测雨”法是通过水缸水位变化来估算降水量，尽管实施上存在困难，但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气象学转向数值测量的尝试，代表了我国古代气象学发展的又一进步。

到了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处于“明清小冰期”，这一时期气温显著下降，降水量减少，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减产和物价上涨。民生困苦，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学界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减产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稳定。但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等耐寒作物的引进，清朝的农业逐渐恢复。这些耐寒作物的引入有效缓解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民生问题。

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普及，气候研究进入了全新阶段。现代科学家们通过大规模数据分析和气候模型的建立，能够模拟并预测气候变化的趋势，揭示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机制。然而，现代科技也为气候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气候变化的背后也蕴含着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效应，尤其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与生态破坏。虽然科技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气候理解，我们仍需警觉并反思科技对环境的潜在问题。需要用综合的视角去理解气候变化，理解大气科学的种种进步。

分享嘉宾：景斯阳 /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系危机与生态设计方向召集人

｜景斯阳 分享的主题是“气候货币计划”，她通过设计视角下的气候变化与社会转型将这一课题进行分层式的阐述。“气候货币计划”是源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一门课题，旨在从设计角度探讨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远影响。该计划的核心概念是将“气候”视为一种新的“货币”，强调气候变化和减碳行动将成为未来经济交易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景斯阳作为一名深耕生态设计的研究者，在美国留学期间采访了100多位设计、建筑、规划等相关领域的专家，深入了解了他们共同的关切——设计如何超越更长远的视野——跨世纪问题。比如，纽约高线公园的设计师James Connor，他试图用100年的时间，通过设计将一个满是垃圾的岛屿转变为可供人类使用的公园，为人类赎回生态罪责。这种对时间的理解和对生态责任的承担，令景斯阳深感触动。

设计与气候问题的结合并非一朝一夕。从包豪斯时代起，一些环境主义者便开始关注如何通过设计应对生态危机，推动自然与城市的融合。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问题加剧，设计师们逐渐将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纳入设计的考量。例如，帕帕耐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强调了设计应从可持续性出发，关注产品的回收利用率及其长期环境效益，而非单纯地迎合市场需求。这种思维方式让景斯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促成了她所集合的三本书《反思与展望》、《危机转机》、《自然与城市》采访录。气候变化不仅是生态问题，它已演变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

在《地球号宇宙飞船》一书中，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提出了地球资源的使用寿命，资源有限性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实现可持续设计与发展提供了启示。自1972年中国首次参与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大会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2007年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和2020年提出的“双碳”标志着中国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中国在快速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如年轻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他们变得更加支持并关注环保、低碳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一背景下，设计领域的议题发生了转变。《MIT technology review》杂志和纽约《Times》杂志等媒体也均为气候环境问题而持续发声。

最后，景斯阳作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危机与生态设计方向的召集人，她向我们分享了在这一学科内的三大设计转向：

1. 从“以人为中心”到“以生命为中心”：设计不再仅仅为人类服务，而是关注更广泛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的共存与相互依赖。

2.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超物为中心”：我们应更加关注产品材料的来源、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运输过程的环境影响等。例如，设计一把椅子时，要考虑它从原材料到最终使用的每一个环节的环境影响。

3. 从“体验经济”到“后碳经济”：在过去，消费主要满足短期的个人需求，而如今，随着气候危机和疫情等全球性问题的加剧，消费者更倾向于关注低碳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设计应侧重于推动低碳生活和满足可持续消费的需求。

在危机与生态设计专业成立以来，还有以食物为尺度介入气候问题的课题研究。食物不仅是盘中餐，它还涉及从细胞、身体、房间、社区、城市到地球的多维度研究。例如，通过番茄的全球供应链探讨全球化带来的食物生产与消费对环境的影响；通过糖的例子分析不同国家的经济收入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我们发现食物的生产与消费不仅关乎营养和文化，还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这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领域之一。

通过这些设计转向，设计师不仅要创造物品，更要成为推动社会转型、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力量。设计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气候变化的长远影响，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未来提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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