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敬媛&全浚皓：我们在2022年与首尔的善宰艺术中心合作进行了“首尔气象站”，北京展览根据798现代汽车文化中心的场馆进行了调整和更新。比如《生火》这件作品，从技术层面上，其中机器人的角色是具有实时监测数据功能的，这个功能这次变得更加精确了。

另外，这次在中国展出《移动广场》这件作品，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平台，来和中国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气候、社会、经济、未来的议题开展深入的讨论。

文敬媛&全浚皓：我们跟其他机构合作，一般会向对方提供我们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包括我们以及对方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不过《超级肺和超级面罩》，是在疫情之前我们作品中的一个道具，因为当时我们想到人类的局限性，比如人类的肺部功能跟鸟类相比，是有缺陷的，基于这个想法创作了这套模拟鸟类（其肺活量比人类低）呼吸系统的人造器官。疫情来临后，这种艺术性的想象获得了更多人的共识。这是与工业设计机构合作开发的一种结果，其实也是想借用未来的人工智能或者未来的一个视角，去审视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反省我们当前的状况，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

文敬媛&全浚皓：关注点的变化是受整个环境变化影响的，其中有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经济上的雷曼兄弟事件，整个东亚经济也受到影响；另一个是前几年全球的疫情，人们的想法也开始发生变化，会有一个怀疑：我们当前的生活是可持续的吗？如果我们面临更大的疾病或者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还是当前的面貌吗？或者说，我们追求的价值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基于这些事件，人们的关注点与社会现实是相互发生变化的。

文敬媛&全浚皓：碳排放问题不仅仅关乎气候或全球变暖，其实涉及到整个经济以及政治领域，比如碳税，在发展中国家，会加重其经济上的负担，或者有些国家可能会将碳排放用作政治用途。

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策划，计划制造一个碳观察镜，类似于眼镜的装置。因为二氧化碳没有颜色，看不到摸不着，所以很多人觉得二氧化碳在我们周边是不存在的，如果可以通过一个装置看见它，人们对它的感受会不会提升呢？无论小学生或成年人，都可以在家像叠纸一样轻松做出来（这个装置）；我们也考虑跟邮局合作，申请在邮局免费发放，这样在小区内人们就可以带着这个眼镜看到周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升人们对此的关注，同时也可以对抗那些想利用碳排放数据进行垄断的企业。

文敬媛&全浚皓：这个想法是在2011年形成的，当时我们考虑如果海平面继续上升，地球被海水淹没会怎么样？出于这样的想象开始了《I-City/We-City》。每一个泡泡城市都具有单独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社区。12年过去了，期间我们目睹或经历了一些地区或国家被海水淹没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现状，比当时的艺术想象来得更早，这成了现实，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说，它不仅仅是有趣的问题。

文敬媛&全浚皓：整个展览是一种沉浸式的装置，作品不仅是观众去观察的对象，也是可以亲自参与的，包括声音或灯光照明，或是机器人的表演，还有窗帘的开启与关闭得动作。各个作品是互相联动的，绘画作品包含了我们的运行足迹，展现的是我们之前跟其他机构进行合作的一系列过程。

文敬媛&全浚皓：我们的合作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或明确的角色，我们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去寻找创意，在有了一个创作的想法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采用什么样的媒介，这些都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商讨决定的。

文敬媛&全浚皓：两个人一起共事、一起去做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在某个领域，某个人想自己尝试一下的话，也会各自去尝试。两个人一起合作，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协同效应，但如果没有单独的个人创作，都是两个人一起合作的话，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创作去填补它。而合作时，我们则可以从第三者或者对方的视角去客观地看整个创作的过程，所以各有利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推进或避免。

文敬媛&全浚皓：在当今社会，很多领域都以专业之名，将事物区分开，比如艺术、科学、音乐、舞蹈等，然后在这个区分的圈子里会形成权力的集中或者缺乏沟通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消除这些界限，去实现一个更多样化、更融合状态的艺术生态。像《移动广场》的创作初衷，便是试图消除艺术跟其他科学的边界。

文敬媛&全浚皓：我想补充的是，就针对某一个作品的喜欢与否这样的观点，我们俩的判断是非常相似的。这次来到中国了，我选两位中国的艺术家的作品，徐冰的文字装置，以及方力钧的绘画作品，他用非常模糊的方式刻画了河里游泳的人的形象。

文敬媛&全浚皓：我们目前在策划拍摄一个长篇电影，计划是明年4月份开拍，这是我们近期的工作重点。